早年我第一次到上海,进了姨娘家那条弯曲的弄堂,革命警惕性极高的妇人就过来问:“啥地方来额?”“找啥宁?”我说了。此人仰脖高叫:“亭子间(gai)个阿娘,乡下客人来嘞!”杭州也算乡下?立马,一种卑微从我脚底传上了身子。 杭州人也说“乡下客人”,但丝毫没有给人“低微”的感受。老波的女儿出生时请过一位保姆,后来她每到年脚边都来送一些年糕、番茄。邻居也端点吃食过来:“哦,给你们乡下客人尝尝。”没有一点居高临下。当然,要是称“乡下人”,那就不恭了。 老杭州更为婉转,哪怕不恭,也不直呼“乡下人”,称“蜡烛”。这说的是民国。后人不解此词,做父母的骂子女也用,似乎说“不点不亮”,有“欠揍”之意。其实,做父母所说的这类“蜡烛”,是用泛了。最初的“蜡烛”一词,用的只是“射覆”手段,即用“香烛”的“烛”,“射”出“香下”,谐音“乡下”。这不是老波信口开河,民国初期,杭州文人陈蝶仙的《杭谚隽谈》,也是如此说的。 历来闲雅的杭州,古老的“射覆”倒也不衰。如筵席上设一个“酒”字作令,设令人只说“春浆”,使人“射”之,“射”不中者饮酒。“春浆”,即“春酒、酒浆也”(清《酒令丛钞》)。古时酿酒,选择春日。若不分时令,酿成淡而无味的酒,再像现今的手段,添加些“某某精”来。如此之酒,哪怕殚精竭虑,前人也是“射”不成“春浆”的。 “射覆”,《红楼梦》贾府中人也常嬉用,若再引摘,“掉书袋”了。“射覆”手段,杭州人至今也有,譬如说某人脑子欠缺,就好用“十二点三刻”,也就是将近“十三点”了。 其实,这只是杭州人好隐语的一种,陈蝶仙说,还有一种“缩脚语”,如“猪头三”,即“猪头三牲”缩去一个“牲(生)”字。此词最初出自青楼,生人首次进门,“大茶壶”会叫:“‘猪头三’一个!”那意思是说,来了一个生人,“杀胚”,可放胆收他银子。 “辫发松松脑后拖,四镶搭脊夹纱罗;倾瓶香水浑身洒,争奈书呆腐气多。” 这是陈蝶仙笔下拱宸桥畔的“潦荡胚”,大多有权有钱人家的子弟。如今,少有人晓得“猪头三”出处,人云亦云,多指那些不明事理或不识好歹的人。 杭州话有将“十夜五遭”说成“十呀五”的,按陈蝶仙的说法,应似“十日五疯”的“缩脚语”。“疯”即“着遭”,十夜里要“背时滴答”的五夜,招人厌憎。此话最早是杭州的女人们好说,后来用泛了,大多指那些不合时宜的人。 其实,杭州人好说隐语,由来已久,在明时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中,也有。按田汝成老先生的说法,最初是对宋室南迁,大量北人进入杭城的抵触,“以欺负外人”。看来,“坐山老虎”的杭州人,也是有才的多。南宋的《白獭髓》,就有记载,主要为“切口”式隐语。 “切口”,就是以“反切”的方法作为隐语手段。反切,是一种汉文字的标音方式,《康熙字典》就是这么标的。按田汝成的举例,杭人的反切隐语,有“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的说法。有意思的是,老杭州人至今仍有将“一”读成“yao”的,这便是“一为忆多娇”的遗留。即将“忆”的声母与“娇”的韵母相拼,其中的“多”,只是“五言”句式的点缀。 杭州话中的隐语,并非全是约定俗成。我在东北生活多年,乡人说话直白,极少隐喻。譬如,接生婆将婴儿扯成了歪脖,长大后就以“歪脖子”为小名了。下乡的杭州青年好玩歪歪、绕隐语,称其“宾努首相”,这“隐”就扯大了。 好隐喻,也算是方言文化的一种,这样的隐语,有时也会让新杭州人摸不着头脑。当然,新杭州人也不必过虑,遇到不明白的,最凶的就是朝他笑笑。 延伸阅读: 史上最萌杭州话视频!学完心都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