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网讯 拿着手中这份9000万元的和解协议，苏伊河（化名）终于笑了。十年了，他与劳灿明之间的这场“战役”让他精疲力尽。

从商多年，生意场上的那些尔虞我诈，苏伊河早已见怪不怪，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当初会因为一笔普通的借款，赴了对方设下的“鸿门宴”。

2300方房产回报迟迟未得

苏伊河系杭州A公司总经理，2008年7月18日，A公司与劳灿明负责的杭州B公司签订了一份《投资合作协议》，双方约定：A公司向B公司的房地产项目投资3000万元，作为投资回报，该楼盘第25、26楼层（面积约为2300平方米）的产权归A公司取得。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A公司曾多次要求B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交付并转移上述房屋所有权，但B公司一直未予办理。

2013年5月14日，A公司向滨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B公司履行协议约定。虽然B公司对《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其随后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落款为2011年3月16日盖有双方公章的《协议书》，上面约定：B公司返还A公司投资款1500万元，双方自愿解除《投资合作协议书》。

《协议书》自B公司支付完1500万元款项之日起生效。同时，B公司递交了同日银行汇票一份，证明其已按约支付完成。

1500万借款突变返还款

眼前这张1500万的银行汇票，苏伊河当然记得。

2011年3月15日，因A公司资金周转需要，苏伊河通过电话向劳灿明提出1500万的借款请求。劳灿明爽快答应了。第二天，苏伊河带着A公司印章前往B公司办理借款手续。

明明是借款，怎么一转眼却变成了返还款？还有那份《协议书》，苏伊河更是从未见过。A公司遂对《协议书》上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

经法院两次委托鉴定，均对该份《协议书》上“杭州A公司”的印章印文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

苏伊河百口莫辩。

一审、二审、再审均败诉

因无法证明，滨江区人民法院对A公司提出的印章系B公司偷盖的主张不予认可，确认《协议书》为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达成的，也就是说，《投资合作协议书》早在2011年3月16日就已经自动解除了，法院一审判决驳回A公司诉讼请求。

因为一份莫名出现的《协议书》，让A公司面临巨大损失。苏伊河不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而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认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苏伊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6年1月6日，省高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检察官慧眼识破骗局

走投无路的苏伊河向滨江区人民检察院举报B公司涉嫌虚假诉讼，滨江区人民检察院遂将案件线索移送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侦查，同时将本案报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对民事生效判决进行同步审查。

“这个案子投资成本为3000万，而根据《协议书》约定，解除投资协议仅需1500万，A公司不仅白白损失1500万元本金，连可观的投资回报也放弃了，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承办检察官王籽佳如是说。

由于该案涉案金额巨大，杭州市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调取原审案卷材料，仔细研究案情，并多次赴公安机关了解核实情况，分析案件疑点，为快速侦破案件提供思路和方向。

再审检察建议追回9000万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原来，2011年3月15日那天，挂断苏伊河的电话，劳灿明叫来出纳小肖（化名）和会计季宇（化名），一方面他交代苏伊河来公司办借款手续一事，另一方面，他叮嘱两人想办法偷盖两个A公司的印章。

第二天，趁小肖和苏伊河聊天之际，季宇偷偷在两张A4白纸上盖下了两个A公司印章。

事后，劳灿明与公司法律顾问俞荣华共同谋划，利用偷盖的印章伪造出了这份虚假的解除合作的《协议书》。

2017年6月15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市中院于2017年11月6日裁定再审。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9000万元的和解协议，A公司撤回起诉，市中院于2018年6月12日裁定撤销原判决。

2018年4月2日，滨江区人民法院以妨害作证罪判处劳灿明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俞荣华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检察官说法：“公章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公司及其管理层要加强对公章重要性的认识，规范公章的日常使用，谨慎保管公章。要诚实守信，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违法犯罪的行为终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刑法》第三百零七条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