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肿瘤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环境的变迁、医疗水平的提高、行为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恶性肿瘤的流行特征呈现了新的变化。

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防治科分析了浙江省2000—2015 年的肿瘤登记数据发现，16年间浙江省恶性肿瘤发病年龄呈前移趋势，30~49岁年龄组发病增速和增量明显，女性比男性趋势更为明显。

院党委书记于恩彦指出，肿瘤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疾病，肿瘤诊疗涉及影像、病理、手术、放化疗等多个阶段，必须专病专治，才可以较好地实现肿瘤的精准化、规范化诊疗。专病专治的模式，不仅可以让肿瘤患者得到更专业、更精细化的就医体验，还能最大化地让患者受益。

新的分析策略

揭示人口老龄化背后的肿瘤发病年龄变化特征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浙江省 14 个国家级肿瘤登记地区，在2000年1月1至2015年12月31日间确诊上报的全部恶性肿瘤新发病例，共计41.26万例。

防治科杜灵彬主任介绍，年龄是恶性肿瘤发生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肿瘤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以往评价发病年龄变化多采用平均年龄或中位年龄，反映的是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其他因素共同导致发病年龄变化的结果，不能反映真实的发病年龄变化。

“采用标准人口对年龄相关指标进行标化，揭示人口老龄化背后的肿瘤发病年龄变化特征，以期为肿瘤防控策略提供新的依据。”杜灵彬说。

平均发病年龄由59.7岁下降至57.6岁

女性发病年龄提前趋势更明显

研究结果显示，标化平均发病年龄由 2000 年的 59.7岁，下降至2015年的57.6岁，平均每年下降0.09岁。其中女性标化平均发病年龄由2000年的56.5岁，下降至2015年的54.0岁，平均每年下降0.12岁；男性标化平均发病年龄呈平稳趋势。

从恶性肿瘤年龄别发病构成比比较，与 2000年相比，2015年标化发病峰值年龄由65~69岁前移至60~64岁，同时25~49岁标化发病构成比明显增加，60~74 岁明显减少。进一步分性别分析，女性标化发病峰值年龄由 60~64 岁前移至 50~54 岁，25~55岁标化发病构成明显增加。

30~49岁恶性肿瘤标化发病构成比由2000年的16.9%增加至 2015 年 22.1%，平 均 每 年 增 加 0.38%。构成比的变化主要来源于女性，30~49岁组女性构成比年平均增加0.59%，≥60岁组女性构成比年平均下降0.57%。

久坐、熬夜、肥胖、低体力活动

都是恶性肿瘤的发病风险因素

恶性肿瘤发病年龄前移存在多种潜在的原因。首先是环境污染问题，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增加了年轻人群的 PM2.5、重金属和化学致癌物等危险因素的暴露风险和累计暴露量，加快了癌细胞突变的进程。潜在的或未知的新型肿瘤危险因素的出现和暴露量的积累也助推了恶性肿瘤发病年轻化。

其次是行为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吸烟率、饮酒率居高不下，吸烟年龄年轻化，二手烟的危害人群波及女性和青少年。饮食结构的变化、久坐、熬夜和低体力活动等不良行为生活方式加重了中青年职场人群的肥胖和恶性肿瘤的发病风险。

体检的普及和早诊早治理念的强化

间接降低了恶性肿瘤的诊断年龄

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居民体检与就诊意识的改善，医疗设备、诊断技术和诊断能力的革新将潜在的癌症患者提前诊断，直接导致了发病年龄的前移。与此同时，体检的普及和就诊意识的改善增加了居民参与恶性肿瘤医疗诊断的机会，间接降低了恶性肿瘤的诊断年龄。

癌症筛查的实施和早诊早治理念的强化。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工作的投入，陆续开展农村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项目、淮河流域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农村妇女“两癌”筛查项目和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涉及胃、食管、肝、结直肠、肺、乳腺、宫颈和鼻咽多个重点癌症，覆盖地区和人群逐步扩大。项目的实施不仅直接提前了恶性肿瘤的诊断年龄，而且强化了老百姓早诊早治的理念。

肺癌平均发病年龄下降

而肝癌平均发病年龄则明显上升

恶性肿瘤是一类复杂的、异质性大的疾病，不同癌种、不同病理类型、不同分子特征的癌症发生、发展和预后都可能存在差异。不同性别、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恶性肿瘤的发病特征也明显不同。

如前期研究所示，调整人口结构后我国癌症总体平均发病年龄前移，但是肺癌平均发病年龄下降，乳腺癌平均发病年龄无明显变化，而肝癌平均发病年龄则明显上升。癌谱的变化与人群恶性肿瘤发病年龄变化存在直接关联。

肺癌的发病年龄下降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胸部CT的广泛推广使用，将潜在的肺癌病例提前发现所致。

乙肝疫苗接种推广显著降低了年轻人群肝癌的发病率，因此目前的肝癌患者主要来源是存量未接种疫苗的中老年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