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越

12月4日下午，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布。杭师大人文学院徐越教授申报的《20世纪中叶浙江方言调查资料的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榜上有名。

从去年寒假开始琢磨选题申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徐越几乎都没有放松，整个暑假都在撰写项目投标书。

这个项目的研究对象“20世纪中叶浙江方言调查资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唯一展开全面深入方言调查所得资料，反映的是半个多世纪前或更早时期浙江省的方言全貌。

将近一个甲子以来，汉语方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浙江老派方言特点的流失日趋严重，现有的资料已经难以完整反映上世纪中叶乃至更早时期浙江省方言全貌。

“因此，对这批纸张早已泛黄的宝贵资料进行全面科学地整理，意义重大。”徐越告诉记者，本项目在整理20世纪中叶浙江方言72个点的方言调查资料的同时，将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对浙江方言展开综合研究，归纳其共同特点，比较其内部差异，探讨其特殊语言现象。

在此基础上，还将以原有资料中重点方言3700多个字音、1300条词语和180条语法例句的调查内容为依据，在相同的地点对新派方言展开新一轮的调查，探讨浙江方言近60年来的变迁。最后，所有材料和相关研究都将开发为浙江方言数据库以便今后进一步研究、开发和利用。

田野调查的苦与乐

徐越和浙江方言打交道已有三十多个年头了。受过语言学专门训练的她，从研究母语嘉善方言开始，就用国际音标记音，并且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浙江方言。

“田野调查很不容易，要吃得起苦。”徐越告诉记者，做方言田野调查不仅要有扎实的音韵学知识，能熟练运用国际音标，具有较强的听音辨音能力，最难的是要找到合适的“发音人”。

“最理想的是三代以上的当地人，而且还不能有长期外出读书或工作的经历。”“门牙要齐全，反应要快，记性也要好。”调查中，徐越要不断地启发发音人，不厌其烦地询问相关信息，更要一字一字地让发音人发音，再用国际音标记下来。

有时还要发音人配合体会舌头的位置，比如杭州方言中的“儿”，老派发音人会强调，发音时舌尖是抵在硬腭前某个位置的。“要非常仔细，不能出一点错，要对方言负责，对后人负责。”徐越说。

做田野调研，有时一走就是一个月。徐越团队2015年开始做的教育部、国家语委组织实施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不仅有纸笔调查，还要录制高质量的音视频。其中“老年男性”发音人要录1000个单字、1200个词语、50条语法例句以及20分钟的自由说话。“录制过程中，虫鸣鸟叫都得停下来。”徐越教授告诉记者，发音人无意识带出咂嘴声，就要重录，一个词录很多遍才合格是常态。

现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方言学方向博士的周汪融是徐越的硕士研究生，她对2017年7月在海宁调查方言印象深刻。“田野调查真的是超级辛苦，早上8点开工，晚上9点收工，中间不休息，回到旅馆得马上检查录音，每天都要忙到晚上12点后才休息，平均工作14小时左右。”

“但徐老师很能吃苦，治学非常拼。”周汪融说，日夜加班加点工作，有时候我看她眼睛都有红血丝了。

2003年，徐越为完成博士论文《浙北杭嘉湖方言语音研究》，一个人拖着一个箱子，走遍了该地区20多个旧县城。每到一地，就马不停蹄地落实发音人，然后开始没日没夜地调查，把发音人说的话变成一本他看不懂的手册后才放心离开。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谈起方言研究，徐越兴致极好，而且总有说不尽的话。“我这真的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啊。”她调侃道。

徐越的父亲徐青教授是王力先生的学生，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早些年中文系学生用的《现代汉语》教材上就有徐青这个名字。

“小时候就看到父亲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前，早晨我出门时看他是这个姿势，晚上我回家时看他还是这个姿势。”徐越告诉记者，他父亲倒没有刻意要求子女接他的班，但对语言的敏感、对语言学的兴趣，确是从小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出来的。

对浙江方言的研究，一做就是数十个寒暑，在徐越看来，寻找语言之间的“秘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比如，嘉善和平湖是相邻的两个县，两地方言的声、韵、调几乎完全相同，因此单字的发音是一样的，但两字组的发音，声调就完全不同了。”徐越说，这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方言连读变调特别复杂，属于容易听懂但很难学的方言。

贺知章说，乡音无改鬓毛衰。徐越无法想象家乡人碰到一起不讲家乡话的情形。在她看来，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是联系家乡人情感的纽带，是一种对家乡的情怀。

更重要的是，方言是一种文化，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可以说，方言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徐越强调，浙江方言的“存古性”尤其明显。比如“食饭”就是古汉语的遗存。再比如在杭州方言中，有“敲瓦片儿”的说法，意思是一起消费，费用平摊，类似现在流行的“AA制”。“但从‘敲’字保留白读音，发音近‘考’这一点来，可以看出，杭州市民的这种消费方式由来已久，是杭州人的一种传统。”徐越告诉记者。

这次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除了对未来汉语研究提供方言语料，为语言教学提供参考之外，还将借助浙江方言的研究，梳理和弘扬浙江历史传统与文化资源。

“这个课题预计要做7到8年，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浙江方言数据库’，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做基础。”徐越告诉记者，现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据说当一种方言的样本储备达到一定量后，哪怕这种方言将来不幸消失了，仍可以让这种方言复活。听上去特别鼓舞人心。

在收入《輶轩使者：语言学家的田野故事》的“田野调查与调查田野”一文中，徐越曾这样问自己，方言田野调查在旁人眼中不知道是“酷酷的，还是傻傻的？”在做《中国语言文化典藏·杭州》时，她结识了杭州佛学院的学僧、抱朴道院的道士、白堤上的摄影爱好者、路边翻丝绵的大妈等等。“曾经的发音人现在都跟亲戚似的，生活中多了一份意外的温馨。”方言研究的辛苦，她当然知道，但在徐越心中，研究过程中充满了乐趣，对方言的守护也是一种值得承担一辈子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