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锦头两天，300人挤在一起进进出出，穿着不是红色就是黄色，很难注意到谁。所以，最初并没有注意到程瑞生。其实，他一直就跟我同坐一辆大巴，只不过他在前排，我坐最后排。第一次注意他时，应归功于我们车上那个特刁钻的司机（哈尔滨的），这家伙特耍奸，知道知青对富锦有感情，所以弄来一大叠富锦地图，向大家兜售，顶多一元钱的地图，他要价5元（比杭州地图都贵。）很多知青准备掏钱购买时。突然，这小子挨个给大家发过来了，说有人已经给大家把钱出了。与我同坐的“少将”说，给大家出钱买地图的叫程瑞生。
第三天，知青们各自回当年插队的村子。我选择了富民公社的福胜大队，这个大队知青多。程瑞生和“少将”就在这个大队。车行至村口，老远就看见乡亲们在村口等候。一下车那个相互拥抱的场面，真当热烈。之后，大家迫不及待的拎着各自精心准备的礼品去看当年的老房东和伙伴了。晚饭，我跟程瑞生一桌，吃饭间，总有老人和年轻人跑过来敬他酒，接着就唠当年的那些事情。程瑞生大多时间都在笑，在听，话不多。用其他知青的话来说，他人就这样，低调。等大家相互都敬完了，他才带着夫人一一回敬。酒过几轮后，程瑞生还将他们20多位知青给村里65岁以上老人的500元资助金一一分发给大家。边发边跟老人们说:“大家的心意，以后有困难就说，我们一定全力！”
那夜，程瑞生喝了很多酒，高兴！
俗话说，酒后吐真言。酒至高潮，大家开始述说对方的优缺点了。轮到程瑞生时，“少将”这样评说他，动手能力强，适应力也很强，好琢磨问题，好学，办事果断。另外，做饭好吃，特别是切土豆丝，切的又快又细，节奏感强，好听。还会拉回二胡，文艺宣传队乐队的骨干，给大家单调的生活添加了很多乐趣。还有知情评说他，干农活是个好手，特别利索。那时候，很多知青都学不会打渔，能上船打渔的知青很少。而他很快学会了，后来，只要他出去打渔，大家都盼着，全指望他改善生活呢。听大家说，当年他们一起研究920化肥，得用很多烧杯反复的实验，一般人看见烧杯都头疼，但程瑞生很投入。一次一次不厌其烦的实验，一次次失败，但他就是不放弃，一直坚持，最终成功。大家一致认为，程瑞生这人只要给他机会，他准能把握住。
那夜，大家睡得很晚，起的却很早，都想去村东边的松花江看看，这里是他们当年常去玩的地方，距村子2公里。村长叫人用面包车送大家去江边。因前夜下过大雨，路特别泥泞，没走多远，车就抛锚了。大家只好改乘拖拉机。我老远就看到站在拖拉机上的程瑞生笑得最开心，好像个孩子。我想，这种开心肯定不亚于他们当年坐马车时的开心。
早饭结束。程瑞生就拉着“少将”到外面，两人嘀咕个不停。事后我问“少将”，“少将”说程瑞生不让说，他越这样，我越好奇。在我的坚持下，“少将”不得已才告诉我，原来程瑞生想给村里办点事情，他个人想出钱，然后以福胜村所有知情的名义给村子的支杆道修了，这样，下雨乡亲们出进也方便。程瑞生还亲自走丈量了村里的六条支杆道，并初步预算需要20万左右。没多久，程瑞生就拉着村长去详谈了，完事后一再叮咛村长，不要跟其他人说，尤其是不要跟新闻记者说。但他没有想到，我偷听了这些话。用“少将”的话说，他这人办事一向低调，没有办法，并一再叮咛我不要声张。 最终这件事，媒体记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连富锦电视台的记者都不知道。“少将”说，程瑞生这些年做了很多好事，只有很熟悉他的人才知道。
程瑞生也是返杭较晚的知青，当时回不了杭州，只能去萧山。再次上学后，凭着自己能力担任过萧山经济开发区的主任。90年代末，经济体制改革后下海，萧山的第一批高楼就是他搞的。几天的时间很快，程瑞生给我的感觉，热情沉稳，富有人情味，绝对属于那种重感情、不忘本的汉子。
离开福胜村时，程瑞生和“少将”认真的叮咛村长，村里只要有孩子上大学，交不起学费的，一定告诉他们，他们肯定会全力支持的。听完这话，村长激动地拉着两人的手，久久不肯放开。
现转摘一篇程瑞生回忆知青时代的文章，文章颇为感人，让人能充分感受到他们这一批知青的艰苦生活。
逃票
程瑞生
一九七零年的春节，是我们杭州知青到黑龙江富锦插队即将迎来的第一个传统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身在异乡,望着
窗外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北风凛冽，知青们更增加了思乡的哀愁。
从一月份开始，知青点的二十多位青年开始纷纷打点行装，陆续回家了，住在房东田大爷家里的五位知青有四位也都回去了，剩下了我一人。见我孤身一人，田大爷一家老小就对我更热情了，每天变换花样改善伙食，今天是小米，明天是面食，后天是高粱米。虽然西厢房只有我一人睡，而炕上却早已烧得热乎乎的。但想家的念头随着春节的临近也越来越迫切。知青打算在这儿过年不回家的已不到十人。说心里话，到黑龙江插队离家已经一年，谁不想回到杭州见见日夜想念的父母兄弟、同学，还有日夜梦萦的美丽杭州。知青葛腾，我们队里的机灵鬼，那天半夜打场躺在麦垛里冻着发抖身体和我说，我们回到杭州的第一件事就是骑上自行车绕西湖边的六吊桥骑上一圈，痛痛快快感受一下杭州西湖的美丽。我们约好到杭州做的这第一件事成为我们共同的奢望。然而现实迫使我不得不放弃回家过年的打算，因为我实在没有钱回家。在生产队我们每天早上五点随着上工的钟声敲响下地，到天黑，回到村里累得拽住猫尾巴上炕。一年下来挣的工分只抵三十多元还不够买一年的口粮钱，翻遍口袋也只有几块钱。我们知青的头儿，高中毕业的张自强表示要在农村好好表现自己，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受他影响所以回家过年的念头就彻底打消了。
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母亲写来的。信中告诉我，和我一起下乡的几位知青到家中去探望她，看到他们，想到我剩下一人在房东家过年，所以她也希望我今年能回家过节，随信寄上五十元钱，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知道家中贫困，没有任何积蓄，她怎么一下子有了五十元钱呢？我真不愿意母亲为我回家过春节而背上债务。
虽然手中有五十元钱了，但想想也不够路费啊。从福胜大队到福利屯要买长途车票五元；从福利屯到佳木斯是火车票十元；从佳木斯到上海硬座火车票要33.3元；从上海到杭州要3.6元，光路费就差不多了，路上还需要三四天时间的吃喝，怎么算都不够。听说从大连到上海坐船能便宜一些，只要9元钱，所以我决定从佳木斯到大连坐火车——逃票。想到逃票心里是七上八下，逃票意味要被抓，说不定还要被关几天。但是人穷志短，如果成功了也好为母亲节约一些钱，省下十多元钱对我家来说可以过上一个像样的春节了，想到这点我的心也坦然了。
告别了留守在福胜大队的知青，我只身一人背着一个军用小帆布包；穿一身黄色的知青棉袄；头戴狗皮帽上路了，也是十八岁的我第一次独立出远门。到了福利屯火车站，我购买了一张站台票混上了列车。车厢里黑压压挤满了人，伴着列车车轮滚动声和东北人身上散发出的阵阵大蒜味，人们开始昏昏欲睡。我这时却怎么也睡不着，两只眼睛不停地张望，想看到列车员什么时候开始检票，紧绷的心情却什么也没发生。正当我昏昏欲睡的时候，前面车厢传来了吵杂音，抬头一看，从前面车厢被查票逃过来一些人，不好，我也只能赶紧起身加入逃票的人群，往车尾的车厢挤。随着检票人的一节节车厢检查，我只得到了最后一节车厢的最后一排座位，已经没有退路。后排座位只坐着一个戴有列车长标识的人，手拿红黄绿信号旗与每一位道岔信号员对信号。大概见我一脸惊慌失措的样子：“是逃票的吧”。我满脸通红的点了点头。“是南蛮知青吧”。“是的”。“坐吧，坐在我旁边，他们不会查你票的”。我似信非信的坐了下来。这位列车长看上去40多岁，一脸络腮胡，中等身材，一身铁路制服装显的很神气，也特别好唠嗑 ，问我从哪儿来到哪里去，我一一如实回答。当检票检到我这，一看我们俩谈的那么热烈，以为我是他的家属，就什么也没问便回头了，我心中的大石头终于放下，想不用补票了。列车长取出他的腰子形的铝饭盒，拿出两块煎饼，说：“小伙子，你一定很饿了，吃点吧”。闻着烙饼的葱香味，突然想到已有一天没吃东西了，肚子这时饥肠辘辘，我也不客气的吃了起来。“小伙子，你不要担心票的事情，到交接点，我会把你介绍给下一站的列车长，保证给你送到大连”。说完，他放声大笑起来。
果然我就这么被一个不相识的列车长护送着奔向大连，心中也踏实了，不知不觉睡着了。突然被列车长摇醒，对我说：“下站就是大连，这站叫周水子。你在这下车，这里是小站，不会检票，你可以坐有轨电车去大连港”。我神志一下清醒，说声谢谢，拾起背包就跳下火车。周水子车站冷冷清清，昏暗路灯下的站台上不见一人。车站的木栏栅只有一米多高，我想跨过去就行了。正跨越了一半，突然背上被一只大手紧紧的拽住：“小子，想逃票”。背后一声吼，我被拽了下来，一看是一位脸色严肃50多岁的大爷，人长得高大挺拔，脸削瘦，留着山羊胡子，身穿铁路制服，不容置疑地对我说：“跟我走”。我只得乖乖跟着他进了站房。外面寒风凛冽，里面温暖如春，室内还有两人，其中一人是乘警，审讯由乘警开始：“从哪儿开始上车？哪里人？为什么逃票？”……我拿出生产队给我开据的只有巴掌大，上面盖有颗生产队公章的介绍信，说明自己是知青，不是氓流，更不是逃犯，而我只有十元钱要回到杭州过春节，到大连还要买船票，所以不得已只能逃票。室内开始沉寂，沉寂的只能听见铁炉上开水的吱吱冒泡声。过了很长时间，那位大爷开始说：“就是我们不要你补票，你这十元钱怎么回杭州，船票总不能逃吧，从上海到杭州的车票呢？”我突然灵机一动，说：“我在大连港务局有一位亲戚，可以找他借点钱”。“大连港务有亲戚，做什么的”？“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叫……叫……”我胡乱编了一个。大爷随手拿起桌上电话：“给我接外线，大连港务局”。“大连港务局吗？有一位叫某某人吗”？“我们港务局几万人到哪里找，请告诉我哪个部门”。“我们这儿一位知青要找他这位亲戚解决点困难，你给我接人事处”。“现在几点，有人上班吗”？“喔，才凌晨四点，算了”。电话挂了，我为自己刚才的谎言而心惊肉跳。沉寂，可怕的沉寂 ,下面还将发生什么事，真不敢往下想。大爷突然说：“这里天天有逃票的知青, 真的是没钱买票，我这儿还有几张汇票，是我借给他们的钱，他们回家后给我寄来的，这些孩子真可怜，要不我也借你二十元吧”！我脸一下红了，心想我还有三十元钱放在裤腰带中，他还信任借我钱，我赶紧说：“我会找到我的亲戚解决的，大爷，谢谢您了”。“再过十分钟，外面头班有轨电车就开来了，你可以上车直达大连港，一早去排队买票吧，据我知道，很难买到当天的船票。好吧，吃点东西，你一定饿了”。说着他拿出两只馒头给我，这时我真的欲哭无泪，是激动？是恐慌后的释然？还是感谢泠涕……
天已渐渐放亮，我与大爷和乘警道别后，跳上电车来到大连港。候船室内人头涌动，正在清场,凡是没有介绍信和证件的人一律被清出候船室。室外零下二十几度，要被清出去也就遭罪了。轮到我了，拿出那份巴掌大的生产队介绍信，警察看了我一眼，也就放过了。我赶紧找到售票窗口，一看已经排满了人，而且要早上八点才开始售票，意味着要在等三个小时。突然看见一个售票窗口上面写着只售给现役军人和特殊需要的旅客，每天只限售二十张，排队只有十多人，我想我也算特殊需要的人，先排着再说吧。那边排队估计也买不到今天的船票，因为也是限量,碰运气吧。好不容易捱到八点，终于开始卖票。我拿出介绍信，估计售票员见到类似像我这样情况的人比较多，所以也就没问买给我一张12.20元的二等舱船票。便宜的统舱票没有，我票一到手，就高举在头顶。大声喊：“有换票的没有？二等舱换统铺。”不少人围了过来，其中一人迅速看了我一眼手中的票，赶紧说：“我换”。把叁元二角钱给我，我真高兴啊！节约了三元多钱。上了大连到上海的轮船，这次我的心才真正的踏实了。由于生平第一次坐船，虽有点呕吐，想到不久就可以回到家乡，加上“逃票成功”，喜悦更是胜于担忧了。回到家中见到母亲才知道，母亲为了我能回家过春节，也为了她自己的自尊——别人的孩子都寄钱叫他们回来，你怎么不那么做呢。所以她一狠心卖掉了家中她结婚时的嫁妆，家中唯一的大衣橱。这个大衣橱寄托着我们兄弟童年的许多回忆和梦想。我们兄弟曾在里面躲猫猫，衣橱内有母亲衣服的芬香，有母亲做过酒酿后甘甜的回味。可是母亲为了我，为了我春节能回家团聚，为了了却心头的思念，为了儿子在北大荒少受点苦，却毅然地把衣橱卖了五十元钱。我心中久久不能平衡。母亲啊，儿子欠你实在太多太多，这么大了，不能为您分担生活的重担，却加重了您的负担，我一人悄然泪下。
以后我把逃票的经历叙说给我的兄弟们听，他们又转叙给母亲，母亲听后大哭一场，以后她也从未和我提起过此事。坚强的母亲怕重提此事伤害我幼稚的心灵吧。
谨以此文献给知青四十周年和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东北好心人及我的在天之灵——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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