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曾跟随学校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赴贵州望谟县的麻山村进行爱心捐助活动。我们花了上千元的路费把募得的物品送到村子里，然后又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深入到大山各个角落的自然村家访。当我们在小山村里弹尽粮绝向老乡讨食物的时候，当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在下暴雨的山路上行走的时候，曾一度质疑过这种亲力亲为的必要性——直接把钱汇过来，不是更省事省力也省费用么？

    但今天读到的一则爱心助学丑闻《望谟扶贫干部卷走助学款调查》（《都市快报》11月17日），则让我彻底了解了当时那个活动的意义：爱心捐助的中间环节越多，爱心被亵渎的可能性就越高。在那个交通不便、通讯不灵的山区，如果仅仅靠汇款单传递爱心，那么只要邮局、教育局、扶贫办、校长、班主任中任何一人起贪念，爱心助学活动反而会伤了捐助者的心。

    对于我们这批需要感受西部的大学生来说，派代表把财物亲手送到受助学生的手里，尽管会耗费很多资源，但既能了解社会，又能传递爱心，当然是最理想的双赢模式。可惜，这种亲力亲为的方式在忙碌的社会人士中无法推广。更多的捐助者，还是得依靠行政机构或公益组织来践行这项爱心扶贫工作。这就对整个活动的组织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争取更多的善款，还要保证在长久的捐助过程中，每笔款项都准确到位。

    这一次望谟被卷走的助学款，其实只有6400元，抵不过50个孩子一年的学费；但这次事件所造成的破坏力，却可能让50个、500个甚至更多的望谟学生从此失学。

    组织爱心捐助活动并不难，但如何保护好人们的爱心，别让它被亵渎成了伤心，却是一项很艰巨又很漫长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