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是口口相传的风俗习惯？是史书记载上的兵戎相见？是过去的事实？是延续？是记载？是解释？

传说或许是假的，史料的记载也有存疑的可能，但考古人发掘的遗迹却一定是真的！

在文献、史料之外，考古学以更直观的方式阐述“眼见为实”的重要意义，它或带领我们填补、印证历史的发展轨迹，或引领我们突破原有的历史和传说，重现发现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2021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评选在杭州举行。这场关于浙江考古奥斯卡的终极盛会也将带我们领略更多的来自于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有七个项目入选这场考古奥斯卡终极PK。

按照考古发现的年代顺序，一览杭州历史发展的一角，了解曾经的我们、过去的生活、变化的历史轨迹。

祝家桥遗址Ⅱ区

祝家桥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祝家桥村，遗址西部为湘湖和西山山脉，东部和南部环绕南门江水域。从发掘的情况来看，遗址的主体为良渚时期人工堆筑土台，其涉及面积逾3000平方米，是钱塘江以南地区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良渚时期人工堆筑土台。如此大的面积和规模，可见，曾有一定数量的良渚人在此聚集、生活。

这项发现填补了钱塘江以南地区该类型良渚时期遗址的空白。遗址内丰富的历史时期遗迹和大量遗物，也对了解和研究该地区各历史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聚落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跳头遗址

跳头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跳头村东北400米，处于山地丘陵区与平原区的交界地带。该遗址地层共分为十层，涵盖春秋、西周、晚商、马桥文化、广富林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多个年代。其中，晚商是遗址聚落结构最清晰、遗存保存状况较好，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出土多件保存完好的石范、青铜器和疑似铜锭、砾石、木炭等与铸铜直接相关的遗存。

在青铜文化高度繁荣的晚商时期，考古工作让位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杭州首次发现了晚商时期比较清晰的青铜铸造聚落遗址。这对于探索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末期向早期青铜时代过渡，了解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内涵、聚落和社会组织形态、文明演化模式，早期国家起源与发展，长江下游地区与中原等其他区域的互动、交流等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余杭径山古墓葬

该古墓葬群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西山村，此次发掘工作，共发现清理各时期墓葬76座。其中，发现的东汉砖室墓M28最为宏大，特有的前堂、双后室、双墓道的结构是迄今为止杭州乃至浙江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东汉砖室墓；M61出土的铜带钩，右手握刀、左手持盾，俨然一副战神蚩尤的威严、高贵。

该处古墓葬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年代上从战国晚期延续到近代，中间未有缺环，是研究杭州地区墓葬的分期和类型演变的重要材料；不仅如此，发现的“太岁甲午贞观八年”纪年砖与周围的其他墓葬一起组成了唐代家族墓群，也是浙江唐代墓葬的少见的纪年资料。

净慈寺遗址

净慈寺坐落在南屏山中峰慧日峰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湖十景”之“南屏晚钟”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重要遗产构成要素。

在2021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五代至宋的一组大型建筑遗迹，遗迹规模宏大，结构清晰，保存状况较好。改组遗迹主要由八边形夯土台基、天井、连廊、踏步、散水、排水沟等组成。

本次发掘对了解净慈寺不同时期的主要建筑的特点、营造手法、规模和形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对研究古代寺庙建筑和五山十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富阳新登古城遗址

新登古城位于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经考古发掘，在新登古城发现的唐、宋和明清时期遗迹结构清晰，叠压关系明显，保存情况较好。这也说明了，自唐开始，古城的地理位置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此次发掘成果，印证了新登古城的历史真实性和传承性，证实了古城围山建城、单面城墙的独特性，为古城的修复、展示以及后期的申遗保护等工作奠定重要基础，也为研究唐代以来城墙城门的结构和营造技术提供重要材料。

临安天目窑遗址——谢家一号窑址

天目窑遗址群位于杭州市临安区於潜镇和天目山镇，是浙西地区宋元时期的重要瓷窑址之一。目前，已发现遗址点30余处，主要分布于天目溪上游的东关溪北岸和丰陵溪南岸，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

调查和发掘工作的开展，对了解天目山地区制瓷手工业的发展脉络及同时期浙西与周边地区制瓷业的交流模式提供了全新的资料，进一步丰富了浙江乃至全国宋元时期古窑址文化内涵。

随着整体窑业面貌的揭露，对研究天目山地区宋元时期茶禅文化的发展带来积极意义，也为国内外其他类型遗址出土瓷器的产地识别提供了更为浩广的资料库，进而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拓宽了思路。

杭州临平牛角村古海塘遗址

牛角村古海塘遗址位于临平区乔司街道东湖高架路与杭海路（外翁线）交叉口东南侧，乔下线以西,距今钱塘江北岸约5.5公里。

经发掘，该遗址为历年考古发现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古海塘遗址，其中发现的石塘、柴塘整体结构保存完整，尤其是发现的埽坦遗存，为研究杭州古海塘的结构、砌法及古代水利技术史提供了一份独一无二的实物资料，其价值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