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判了。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周奥诺律师给受援人小媛（化名）转了500元，留言很简单：“一点心意，你收下给孩子买点东西。”钱被退回了。

小媛回复：“周律师，你赚的也是血汗钱，我不能因为自己生活困难，就拿你的血汗钱。我还有双手，我可以跑外卖养活孩子。”

周律师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这是一个法律援助案件。小媛是一位外卖骑手，独自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男方分开后，对方没再支付抚养费。周律师受拱墅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帮她打这场抚养费官司。

抱着娃爬楼送餐的日子

小媛是一名外卖骑手，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三个孩子中最大的儿子才五岁，最小的女儿才两岁，正是需要贴身照料的时候。日常的时间被孩子牢牢占满：清晨先送大一点的子女前往幼儿园，回到家中又匆匆骑上电动车接单跑外卖。

她不放心小女儿一个人在家，只能抱着孩子一起爬楼送餐，在大街小巷奔波讨生活。租房、吃饭、孩子的教育和医疗开销……每一笔都是压在她身上的山。

她向拱墅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了援助，周律师接手了这个案子。

案件本身也不轻松。男方先是否认三个孩子是自己亲生，经司法鉴定证明亲子关系后，男方又声称自己经济困难，负债巨大，无力负担抚养费，又拿出了转账记录，称这些年给女方转过几十万元，说自己愿意按每个月三千元支付三个孩子的抚养费，算下来，自己给女方的钱已经可以抵扣直到2029年的抚养费了。

几百页的证据，反复修改的文书

为了还原案件事实，周律师调取工商信息、发现男方是某实缴资本数千万的公司的大股东，并向法庭指出，男方的银行流水里，单笔取现和对外支出动辄十几万、几十万，足以证明男方的经济实力，且男方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自身存在巨额负债，男方完全具备支付抚养费的能力。

同时，周律师还指导小媛整理这些年三个孩子的日常教育、医疗和生活开支，向法庭提供付款凭证和有关证据。

周奥诺律师向法庭提出：首先，被告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依法负有抚养义务。其次，被告名下企业的工商信息和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均足以证明被告具有极强的经济履行能力。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负有巨额债务，即使被告确有负债，支付抚养费也是法定的强制性义务，不能因个人债务而免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九条规定：抚养费数额，根据子女实际需要、父母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确定。被告过去虽也曾向女方支付费用，几十万元的款项看上去很多，可分摊到三个孩子五六年来在杭州的生活、教育、医疗开销上，早已捉襟见肘，而孩子母亲也已提供证据证明孩子们几年来各项开销已经远远超过了被告所给付的款项。被告的各项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为了这个案子，周律师整理了七八百页证据，前后撰写了四版代理意见、四版质证意见，费力不少。有一次，因为小媛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做笔录，周律师看了距离尚在接受范围内，决定上门会见。小媛有时会说，等发达了要报答他。周律师会回：“不用报答，你自己积极面对生活就好。”

判决书之外，还有一封信

令人欣慰的是，法院最终采纳了周律师的代理意见。判决结果显示：孩子由小媛直接抚养，男方自判决生效之日起支付此前拖欠的抚养费，并自此后按月支付每个孩子抚养费20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

判决后某天，周奥诺律师收到小媛的消息：“周律师，这两天下雨，等天气好点，我要到法援中心表扬你。”

周律师以为这只是客套话，毕竟他并不觉得自己对这个当事人有什么特别的付出，小媛也很少对她说谢谢。

周律师说，每个当事人都是律师的老师，案件锻炼律师的执业能力；但他也会忍不住把当事人当学生，不仅要告诉当事人法律规定，也要告诉当事人诉讼思路背后的逻辑，促进律师和当事人的共同成长。在当事人钻牛角尖的时候，甚至也会像老师一样忍不住出口教训。虽然有时候也担心当事人误解。

直到法援中心的工作人员把一封信转发给了他——小媛写的感谢信。

信上的字迹虽幼稚，却很工整。小媛在信里写了很多周律师为她做过的事：上门为她提供法律服务，帮她梳理证据、开导她，甚至帮她点外卖……

原来周律师的“逆耳忠言”没有让小媛觉得他态度差，只是因为小媛小学文化，不善表达。

“我无以回报，只能说谢谢。”她在信里写道。

当晚，小媛照旧和他诉说生活难处——如今给孩子添置衣物都要分期付款。周律师转了500块钱过去。

然后就有了开头那个场景：她坚决不收，说“你赚的也是血汗钱”。

“世间每一个为生活踏实奔走的普通人，骨子里都藏着一份不肯低头的自尊和骄傲。”结案后，周律师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

法律援助能做的也许有限——它未必能让谁的生活立刻变好，但至少能让一个被生活追着跑的人，有机会站在法律面前，把腰直起来。

律师简介：

周奥诺，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法学会会员，浙江省科技法学会理事，杭州市律师协会执行专业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