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网讯 5月9日上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被一片悲痛笼罩。80后诸暨青年何赛军因脑胶质瘤复发，病情不治。

    按照他的生前意愿，他捐献出心、肺、肝、肾、胰腺等所有大器官以及遗体。 这位80后阳光青年，在浙大一院完成器官捐献，或成为国际器官捐献率最高的捐献者。

    捐献程序启动后，浙大一院医护团队开始了默契而高效的配合：监护室、心胸外科、肺移植科、肝胆外科、肾脏病中心、手术室、麻醉科、护理团队等等，近百位医护人员协同，在不到10小时时间里，心脏移植、肺移植、肝脏移植、胰腺移植、两台肾移植手术在浙大一院顺利完成，5位器官衰竭患者得到了“生命的礼物”。

    而立之年身陷顽疾 手术后仍未能痊愈

    2008年，何赛军查出患脑胶质瘤， 他曾告诉父母，愿别人不必承受如他一般的病痛，也不必忍受像他一样与家人别离的悲凉。

    何赛军毕业后当了一年体育老师，之后辞职创业。他告诉母亲，28岁就该立业成家了，计划2008年娶老婆。但28岁，他没迎来爱情，却在频繁头晕后被查出患脑胶质瘤。

    此后，何赛军一家踏上求医之路，最终在上海一家医院做了手术。“还好我没结婚，不然就害了别人了。” 何赛军术后对母亲说。

    手术很顺利，何赛军的脑胶质瘤处于1级到2级阶段，良性。不过脑胶质瘤的复发率高，而且他的肿瘤位置接近脑干深部，即使是良性，一旦肿瘤再次复发造成压迫可能会直接压断生命中枢，即使第二次手术成功也可能造成瘫痪或变成植物人。

    手术结束后，何赛军回到诸暨。当介绍对象的亲友拜访他家，都被何赛军拒绝，他说自己身陷顽疾不想耽搁别人。

    两次提出器官捐赠 他说自己有三个心愿

    2013年，何赛军曾二度提出要捐献器官和遗体。

    首次提出，是在2013年上半年，何赛军不小心被狗咬伤，打了狂犬疫苗针。打完针后他说身体变不好了，可能是要复发了,于是向父母表达了器官捐赠的想法。

    但当时看到父母不愿面对这个话题，何赛军的捐献意愿暂时搁置了。

    到了下半年，他的捐献意愿愈加强烈，并向父母提出三个愿望：首先是等他走后务必要在同意书上签字。他告诉二老，不愿别人承受如他一般的病痛，也不愿别人忍受像他一样与家人别离的悲凉。希望终有一天，他捐献的遗体能解决脑胶质瘤的医学局限，攻克这个疾病。这一次，二老妥协了，开始愿意接受捐献。

    二是修好房子。何赛军诸暨的老家，100多个平方米，二层楼，因为条件艰苦，碰到刮风下雨的天气，房子要漏水。因为条件不好，钱都花在给他治病上，修房子的事一直没落实。何赛军意识到，等自己走了，父母更舍不得修房子，他下决心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看到房子屋顶修好，外墙贴上瓷砖，二楼也要装上厕所。

    三是如果病情复发，绝对不做第二次手术，要有尊严地离世。

    向捐献者致敬 他们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浙大一院ICU主任方强说，尽管器官捐献的人数逐年增加，但与等待移植的患者相比，差距依然悬殊。在我国，器官捐献稀缺，而排队等待“生命礼物”的队伍很长。“肾脏的等待时间一般在5到10年，这期间病人可以通过透析来维持生命，而需要心、肝、肺的病人根本等不起，往往还没等到就已经走了。”

    方强介绍，在跟踪的签署器官捐献家庭中，最终放弃的家庭占到三分之二。尽管每个人生前都可以签署器官捐献同意书，但最终做决策的往往是家属。因为在捐赠的环节里，必须得到所有直系亲属全部书面同意，每个人都有“一票否决权”。

    “其实成功捐献对很多家庭来说也是一种寄托。就在这个月，有一位上高中女孩决定捐献父亲的眼角膜，她说自己只有一个请求，将来她结婚时，这些受捐者可以参加她的婚礼，看着她穿上最美的婚纱，步入人生的新阶段。”方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