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财经大学土地与城乡发展研究院收到一封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寄来的感谢信。信中感谢该院承担的“水田旱作类耕作层破坏”研究任务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耕地保护政策措施，支撑耕地“非粮化”利用耕作层破坏认定标准的出台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

“保护耕地粮食生产能力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战略的基础。疫情影响下，全球粮食短缺问题严重，粮食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要在危机中站住脚跟，就要重视农业生产，稳定粮食产量。但是某些‘非粮化’类型破坏耕地的生产能力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因此，亟需对耕地‘非粮化’进行全面调研分析，为合理引导和优化管控提供依据。”浙江财经大学土地与城乡发展研究院院长吴绍华介绍。

去年6月至8月，徐保根教授牵头成立了调研组，对“非粮化”典型区域浙苏琼3省开展调研，奔赴萧山区、金华市等9个县市，32个调研样点，从各地农民、农业部门、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手中收集了257份有效问卷，举办了10型大型座谈会，分析耕地非粮化中存在的矛盾，调查不同非粮化类型对耕地生产能力的影响，并探索耕地非粮化管控的措施。

浙苏琼分别代表了江南丘陵山地二三熟农作区、长江中下游平原二熟农作区和华南三熟农作区，具有“非粮化”种植类型多样、问题复杂的特征。同时，三省经济发达，农户为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耕地“非粮化”问题更为严重。浙苏琼三省的耕地“非粮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学生调研组专门写了两万多字的报告，提出了区别协同治理“非粮化”的新格局与优化管控策略，呈交给有关部门并获得好评，撰写的调研报告《耕地“非粮化”的优化管控研究》在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研作品竞赛中获得主赛道全国二等奖。

“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松阳县种植茶叶的每亩每年纯收入是5000~20000元，在金华市婺城区，种植柑橘每亩每年纯收入约为2~3万元，而同样耕地种水稻的每亩每年纯收入仅1000~2000元。所以很多农民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采用‘非粮化’种植”指导老师李武艳教授表示。 “和以前种粮相比，现在种茶叶经济效益怎么样？”“种茶叶对耕地有影响吗？”“现在如果把地里的茶叶拔了，可以种粮食吗，多久能恢复？”……绿油油的田野上，几个大学生与农户们交流着，一边点头一边用笔在纸上“刷刷”地纪录。为了探究耕地“非粮化”的问题，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几名学生走入乡间，用实践探真知。

“2020年初，疫情突如其来，我国粮食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农民为了增收，在耕地上种植茶叶、瓜果等非粮作物，影响我国粮食安全战略问题。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的矛盾协调成了摆在政府面前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成立了项目团队，针对耕地“非粮化”问题，探寻解决矛盾问题的技术路径。”团队学生负责人、浙江财经大学2019级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研究生张博涵说。

团队成员将挖取剖面所得的实物资料和访谈信息、问卷数据相结合，运用取土化验、数理统计、可拓模型等方法，把耕地“非粮化”类型分为三大类，提出耕地“非粮化”优化管控措施，结合现行耕地保护政策划定不同功能分区，针对不同分区提出差异化的“非粮化”引导与管控措施，避免耕地“非粮化”管控“一刀切”的问题。

“比如，种植茶叶的土地，虽然土壤会酸化，但土壤有机质含量有所增加，复耕后对产能影响不大；而围塘养殖的土地，土体构型破坏较大，耕作层被破坏，灌溉排水设施也全部损坏，后期需要进行工程修复。”团队成员赵正说。

“老师几乎每学期都带我们走出教室、将课堂搬到田间。团队用三个月的实践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仅让脑海中储备的专业知识‘具象化’，使我们切实感受到了‘非粮化’的实况，也让我们有机会为优化耕地利用方式、妥善处理非粮化问题提供一些治理思路。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筑牢‘大国粮仓’，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张博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