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体系所形成的外部冲击，本质上是通过改变既有要素及其组合价格，并对生产函数增加约束而实现的，世界各国经济间的高度依存，又使这些改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各大经济体间迅速传导及放大。中国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战胜疫情并顺利复工复产，但国际经济体系及秩序的频繁波动和高度不确定，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影响还未显现。

杭州作为我国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窗口城市，疫情对经济体系有很大冲击，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4.8%，工业产值更是出现了两位数的下滑，可以说，杭州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各地扎实做好“六稳”，全面落实“六保”，通过“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日前，市委十二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杭州要更好发挥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努力成为数字经济城市建设的实践范例。现阶段，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杭州经济要迅速摆脱约束与困境，客观上仍需秉承中国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先生所倡导的“要素推动转型”的经济发展观，践行“激发释放要素活力，实现要素创新重组”的发展思路，在稳定就业的基础上，探索杭州经济发展新动能。

改造传统要素及组合 最大限度地稳定就业

传统经济要素主要包含资本、土地和劳动，三者通过生产函数形成组合，共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本质上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和零地租下资本的高收益，这也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支撑，事实上，杭州经济的成长与发展也得益于此，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城市化快速推进下土地成本的飙升，劳动、土地的相对价格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新冠疫情通过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加剧了这种转变，进一步恶化了要素组合的矛盾并削弱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在资本和土地价格刚性的前提下，疫情防控常态化还意味着杭州经济今后将很难通过大量外部输入劳动力获取支撑，因此，改善存量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应该成为下一阶段提振地方经济的压舱石。至少需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中远期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着力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大力引入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并关注本地特异性人力资本的植入，培养适应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优质人才，在疫情防控导致人才流动交易成本和人力资本转化成本日趋高企的趋势下，逐步摆脱经济体系对外引人才的路径依赖；二是中短期继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重点关注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一方面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需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提升存量劳动力健康水平，改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劳动生产效率；三是短期内完善消费直补机制，扩大消费补贴的受益面。稳就业、保就业关键在于对市场需求的恢复，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本质上派生于居民和其他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前期杭州已经通过发放消费券的形式极大撬动了本地市场需求，后期还需要考虑让消费补贴进一步惠及低收入和低技能消费群体。

创造“新”要素资源

拓展经济发展新业态

杭州早在2018年就提出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战略，并已成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和排头兵，数字经济是集合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各类尖端科技的“新”经济要素，既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更为重要的是，数字经济中的各类要素及组合往往在宏观经济体系中表现出极强的边际收益递增效应。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数字经济能否在下一阶段成为杭州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需要在要素投入及创造、要素组合创新和产业生态融合等方面实现突破：一要将数字技术深入植入和应用到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中，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限制人员流动和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在保障疫情防控工作严格推进的同时，保证和释放各类要素在经济运行中应有的活力；二要在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战略的引领下，加快建设与数字经济配套的基础设施。新冠疫情极有可能导致从“接触经济”向“无接触经济”为主的产业转变和经济转型，继而引发全球性生产网络和贸易、物流网络的更新，最终带来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秩序，以及全球竞争力的重构。这一趋势无疑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空间，超前规划和投资包括算力基础设施、数据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在内的数字经济生产要素，适时抢占先机是极其必要的；三要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主导的数字替代经济和产业数字化主导的数字创造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升数字要素与既有生产要素的组合和聚集对经济的驱动效应。应重点关注数字要素与传统制造产业核心工艺及其生产设备和大型成套装备的嵌入，构建形成强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同时扩大数字技术向新兴产业，如新零售等的渗透，并拓展可能的深度应用空间；四要合理打造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圈，实现不同数字化经济体系的交融与互动，当前可考虑建设的数字经济生态圈主要包括：多元化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投融资生态体系、新一代数字经济技术研发生态体系、新兴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体系、贸易经济数字化生态体系、数字技术融入社会治理的生态体系等。五要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就业形态，创新工作方式。疫情防控常态化必将导致全球范围内既有劳资关系和工作形态的深刻变革，相应的就业方式也会从“接触就业”转化为“无接触就业”，数字经济和技术无疑会通过改变和创新人际交互方式而成为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技术支撑和经济场景。

破解制度约束

释放要素活力并促进自由流动

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主要来源于不断消除各领域体制机制障碍所产生的制度红利，杭州及浙江是中国市场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杭州经济的持续大发展也主要得益于敢为人先的制度创新与变革。在新冠疫情防控走向常态化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了新时期改革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就杭州经济的发展态势，后疫情时代，杭州应该破解制度约束，释放要素活力并在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上进一步发力。一是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着力解决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作为大规模外来劳动力输入地区，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一直处在制度改革的深水区，改革过程涉及的博弈和约束较多，但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下，更应清醒地认识到解决外来人口市民化问题是扩大内需，稳定就业，实现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的本质要求，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经济的良序运行需要在高低技能劳动力间寻求一个合理配比，这一比例通常为1∶3，即1个高技能劳动力周围需要配置3个低技能劳动力，背后的逻辑是高技能劳动力为经济贡献较高劳动生产率，而低技能劳动力则为高技能劳动力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服务，两者所形成的劳动力要素组合借助劳动分工、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消费外部性促进城市经济发展。鉴于此，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市场化中的制度创新，仍然需要进一步考虑降低落户门槛，实现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重点提升康养、住宿、餐饮等服务型产业对外来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吸纳和稳定作用。二是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要素的城乡和区域流动。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经济运行中土地等空间要素资源的使用效率，当前应该尽快盘活农业集体建设用地，进一步消除土地价格市场的“双轨制”，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无障碍性入市，在城市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间建立要素市场化流动和价格形成的长效机制，实现城乡和区域间的互动与融合；三是完善技术和数字要素产权，保护和激励创新。通过制度创新合理界定科技成果产权的权能范围和归属，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并构建完善产权交易制度，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化，提升创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作者系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