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大年初五，凌晨5点的合肥站站台，寒气逼人。由西安始发的K468次列车缓缓停靠，车次牌在这里变更为K465，向着终点站宁波继续驶去。记者跟随着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罗伟明，踏上了这趟横跨四省、单程1500多公里的绿皮车。车厢里人声鼎沸，过道上挤满了返工的务工人员和归来的游客。2026年春运的第20天，也是罗伟明连续值乘的第4个来回。

“田间地头”唠出的安全经

刚上车厢，罗伟明没有急着说事，先站在车厢连接处观察了几分钟。此时已是深夜，硬座车厢里不少旅客昏昏欲睡，行李随意堆在脚边。他走进车厢，没有直接喊话，而是弯下腰，帮一位打盹的大爷把滑落的小包塞回怀里，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老乡，再困也得搂住了，到家门口丢了东西，不值当。”大爷惊醒，连声道谢，下意识把包抱紧了些。

在当乘警之前，他在福建云霄老家的山村里当过两年大学生村官，还在职业技术学校讲过两年思政课。两段看似“绕了远路”的经历，此刻在绿皮车上显出独特的价值。

“跟务工的兄弟姐妹打交道，你不能上来就训话。”罗伟明在餐车休息时解释，“得用‘田间地头’那套，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人家心坎上。”他讲了个细节：这趟车务工人员多，很多人带着现金。他不说“保管好财物”这种空话，而是举例子——“你把钱塞鞋底，走一路不硌脚吗？”通俗、接地气，满车厢的人都笑了，笑完默默把钱换到了贴身内兜里。

一场监控盲区里的“完璧归赵”

凌晨一点，对讲机里传来列车长的声音：“罗警官，有位旅客下车才发现拿错包了，信阳下的，里面有万把块现金！”此时列车早已驶离信阳站，进入南阳区间。监控有盲区，当事人已下车，错拿行李的对方也消失在夜色里——这类求助往往最难办，也最磨人。

罗伟明没有慌。他和列车长一头扎进车厢，挨个询问周边旅客。一位旅客回忆：“好像是个男的，30多岁，黑衣服，在南阳下的。”仅凭这点模糊信息，罗伟明掏出警务通，结合购票系统反复筛查比对——符合描述的旅客有4个。他凭职业敏感迅速锁定对面铺位的席先生，通过指挥室获取联系方式，一通电话过去，对方正对着两个一模一样的黑包发愁。

难题还没完：两个包分别在信阳和南阳，怎么换回来？罗伟明和列车长现场分工，一边联系报警的杜女士把包送到信阳站服务台，一边联系席先生把包留在南阳站，再通过后续车次“车递”交汇。几小时后，杜女士来电，声音里带着哭腔的喜悦：“钱和衣服都在，太感谢了！”电话这头，罗伟明只是点点头，转身继续巡视车厢。

共情是一种能力

凌晨三点，车厢里渐渐安静。罗伟明坐在乘务间，跟记者闲聊。正说着，对讲机又响了：14号车厢有个少年跟父母赌气，想提前下车。罗伟明赶过去，没有上来就教育，而是坐到少年旁边，递了瓶水：“离家出走啊？我年轻时也想，后来发现外面没家里热乎饭。”一句话，少年眼眶红了。半个小时后，少年跟着他在杭州站下车，在站台上等家人来接。临别时，少年小声说了句：“叔，我听你的。”

“在职业技术学校工作那两年，见的‘刺头’多了，其实孩子们只是需要被看见。”罗伟明说。

“红眼”列车的守望者

2月22日14:18，列车稳稳停靠在宁波站。按说该下班了，但罗伟明不能停——他要立即乘高铁赶回杭州东站，在出乘点间休三个小时，再启程去温州南，套跑当晚22:45的G9510次“红眼”高铁（温州南至徐州东）。这趟车凌晨3:09终到徐州，再回杭州，才算真正结束这一趟值乘。

“春节临时加车多，套跑是常态。”他揉揉眉心，看得出有些疲惫，但眼神还亮着。节前节后，他各有一次这样的“红眼”任务，意味着连续30多个小时连轴转。

在杭州东出乘点的休息室里，记者问他累不累。他靠在椅背上，想了想：“身体肯定累，但跑完一趟，把一车人平平安安送回家，心里很兴奋。”他说，从警这些年，获过优秀公务员，收到过锦旗，但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凌晨到站后，看着那些扛着大包小包的背影消失在出站口。

这趟跟下来，记者理解了罗伟明口中的“兴奋”从何而来。这趟K466/8次列车，2006年开通至今已跑了20年，是连接沿海与西北的“生命线”。车队有个服务品牌叫“安心旅途”，口号是“把困难交给我，让满意带回家”。罗伟明做的事，就是把这句话掰碎了、揉细了，落实到每一次弯腰、每一句提醒、每一场不眠的守护里。

夜色已深，站台上灯光昏黄，罗伟明的警服背影渐渐融入夜色。如果说春运是一部流动的史诗，那他们就是史诗里沉默却温暖的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