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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网讯 9月3日上午，为了记录“人大制度建立60周年”在杭州实践的历程，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余逊达走进杭州网演播室，围绕杭州民主与法治建设，人大制度设置如何完善以及依法执政等内容，与网友进行互动交流。

    余逊达认为，城市是公共生活的一个载体，在任何城市里面，公众都有愿望去参与城市建设，杭州也不例外，她也有这个动力。

    相对其他城市来说，余逊达表示，杭州在民主与法治的建设过程中，无论是理念上还是制度建设方面，亦或是组织载体上，正越来越多地打下自己的烙印。

    “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方面，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觉得杭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余逊达说道。

    他举例说，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杭州就确立了每年人民代表大会“为民办实事的十件大事”， “这十件大事是建立在杭州市有个专门人民意见征集办公室，每年要征集一万多条意见。在一万多条意见的基础之上，逐渐的经过筛选、评价，最后每年确定十件事，交由人民代表大会议决，最后作为当年政府向公众承诺的十件实事，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此外，近年来杭州探索践行的“以民主促民生”已经是一个非常值得总结的模式，“这个发展战略，在我看来是特别重要的，借助民主去促进民生，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过来去推进民主的建设，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总结的一个模式。”

    从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操作层面来看，余逊达表示，杭州市综合考评制度，是在全国范围内做得最好的，时间最久，成效最显著的一个人民评价政府的制度。“在综合考评里面，有二分之一的权重是交给人民的。就是社会各个阶层根据你的经历，对于政府部门在为民办实事当中，在城市治理当中做得好不好，人民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个在全国是做得最好的。”

    1979年，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度的确立，使得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平台在各级地方都建立起来了。不过，也有网友提出，“有些人大代表只能当“举手代表”，而不是“责任代表”，有些代表甚至出现开会睡觉”的现象时，余逊达认为：“因为归根到底，就是代表和选民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委托者和代理者，他们信息不对称、责任不对称、动力不对称、很多时候，利益也不对称。由于这些不对称的存在，所以导致人大代表，或者说外部的议员，他们在岗位上容易开小差，不尽力。”

    解决上述问题，余逊达认为在人大制度上进行创新是一个切入点，“现在我们有代表小组，但是我们没有把代表进行分类，比如说有两位代表，一位对教育感兴趣，一位有兴趣执法，那我们就可以对代表分成两类，当然也还可以有其他类型。真正让委员在履职的时候，把他的兴奋点，把他的知识，和他感兴趣的问题，内在的把他们关联在一起，这样就非常有助于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谈及在人大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余逊达接着谈到对“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人事任免权”的看法。“从性质上说，‘重要人事任免权’这项权力，本质是一项确认权。就是我确认有党提名的这个人，是否合适在政府的关键岗位任职。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大代表要把这个确认权做好。”

    “为了使自己的确认是负责任的。人大代表一定要问自己，我怎么确认才能负责任。这就需要对这个人有充分的了解，需要对他过去的业绩有所了解，甚至需要把这个人叫来，要问一问，这个人在新的岗位上，他有什么想法。他的这些想法，是不是符合地方人大通过的发展规划，是不是符合我们人大代表了解的民情，是不是符合我们积累的治理的经验。这样，这个确认权的行使，我认为效果就比较好。”

    余逊达个人简介：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治理理论与实践，编著有《民主、民主化与治理绩效》等，翻译《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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