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天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宋林荣（右二）

2003家，公司承包了罗村枫坞村的500亩茶园，宋盛康的精力开始转向茶园的种植培育，而宋林荣则负责茶叶制作与加工。这是父子俩之间的第一次分工。同年，宋盛康与浙大合作，成立了浙大天赐，在拓展茶叶基地和主攻有机茶的战略大方向下，浙大天赐的有机茶基地迅速扩张，短短三四年时间就把1.8万亩荒芜茶园纳入囊中，经过改造，目前已经实现量产的茶园达到了7000亩。由于产量激增，本地市场已经无法消化天赐的产品，天赐必须走出去。2006年，宋林荣被任命为总经理，奉命在全国建立销售网点，而宋盛康则位居董事长，既有放手让儿子一搏的意味，又有从旁辅佐的深蕴。

北京、山东、广州、上海、宁波等15家直营店与代理商的成立，标志着天赐的全国网络已经铺就。经过一番努力，宋林荣还搭建起了大众茶的出口平台，实现了出口占公司销售额40%的市场结构调整。至此，天赐的生产网络、销售网络基本成型。多年的市场打拼与磨砺，使宋林荣在品茶、审茶、制茶、销茶方面的功力大长。看着日渐得心应手的儿子，宋盛康颇感欣慰。2008年，宋盛康将生产、财务、销售等核心资产业务全权交由宋林荣打理，这意味着天赐的管理权实现了实质性的交接。作为董事长，宋盛康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一万多亩茶园的管理上。虽然他还会在关键的决策上替儿子把把关，但他说：“儿子比我更具有开拓精神，应该让他在更宽广的舞台上带领企业去实现新的发展。”

宋盛康父子完成了第一代企业主与第二代企业主的平稳交接，并不代表乾潭民企权利更替过程的风平浪静。很多老板在谈到子女接班的问题，都不得不直面一个共同的现实：下一代接班人需要怎样的素质。虽然富二代普遍比第一代企业主的文化水平高，但第一代人的学习能力和吃苦精神以及不惧困难、勇往直前的品格，恰恰是他们的下一代所不具备的。根据记者的调查，第一代企业主大多为初中学历，还有不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企业经营得风生水起。

“家里有点钱，但子女书普遍读不好。”这是乾潭老板对子女的评价。这些富二代穿名牌、讲享受、互攀比，有些甚至不学无术。仗着老爸经商积累起来的财富，他们几乎不用担心毕业后的工作和前途，因此很少会把学习真正当回事。而他们的父亲由于忙着做生意，对子女往往疏于管教，客观上也导致富二代的学习成绩不好。面对成绩平平的子女，很多老板唯一可做的就是大把花钱将子女弄到国外去读书。毕竟，对他们而言，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历史造就了自己文化程度的不高，这种遗憾说什么都不能在下一代身上重演。据说，仅下包，就有50多位富二代在父母的资助下到国外深造，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

在众多的企业主中，胜奇纺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胜奇别具一格。早在20多年前，王就对“富不过三代”的大众逻辑进行过深刻的反思，他试图依赖个人的努力打破这一定律。在大儿子王能为刚刚跨入小学的大门时，他就开始对其进行长远规划。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王能为全部寄居在老师家，每星期规定只能周六回家一趟。从小到大，王胜奇不给儿子一分零花钱。即使王能为在温哥华攻读工商管理学士期间，除了必需的生活费，王胜奇也从不给他多余的钱，防止他由此养成铺张浪费的恶习。“可能他妈妈会偷偷塞给儿子一些零花钱。”王胜奇私下猜测。

在王能为的眼里，父亲生性严厉，态度“粗暴”，常常以绝对权威的身份自居，父子俩之间缺少平等有效的沟通。王能为学成归来，王胜奇并没有流露出半点让儿子接班的意思。王能为“偷偷”潜回杭州，打算在这里立业。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一度在街头散发过洗脚店的宣传单页。他把打工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大部分花在了租房上，而对父亲在杭州空置的三室一厅不让他住也毫无怨言。直到周围的亲朋好友实在看不下去，王胜奇才在儿子租房三个月后，把一个只有五六平米的储藏间腾出来让王能为暂时栖息。最“绝”的是王胜奇为了防止儿子在大房间睡，居然把所有的大房间门锁了，“储藏间里没有床，不过棉被倒是挺多的，我本身就是搞家纺出身的。”王能为就着棉被在地上度过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个冬天。王胜奇希望以种种不合乎常理和情理的做法磨砺锤打儿子，让他懂得父辈的财富是靠自己努力打拼出来的，个人的幸福要靠自己奋斗获得。2008年，王能为依靠个人的努力，坐上了杭州五星级饭店凯悦大酒店前厅部经理的职位。

这年年底，王胜奇出人意料地主动约儿子谈话，这是王能为回国一年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2009年1月1日，王能为携女友回到乾潭为父亲效力。

王胜奇旗下有五大实业，涉足家纺、塑料、旅游、地产、新能源五大领域。王能为被父亲安排在赖以起家的家纺公司，负责出口业务。“因为家纺最苦，最能锻炼人，”王胜奇说，“孩子的教育一定要从小抓起，长大后一旦成型就无法更改。家里钱多固然可以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资源，但如果不得法，一味溺爱和迁就往往会害了孩子的一生。”回顾20多年的教子之路，王胜奇的一番感触，对乾潭先富起来的一代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